《伯夷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七十列传中的第一篇，这篇列传写法独特，以议论为主体，叙事寥寥数语。其中，司马迁对孔子两句话的疑问，使我产生共鸣。
伯夷、叔齐是殷商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。做父亲的很宠爱叔齐，想要立叔齐为国君。父亲死后，叔齐觉得君位应该是老大伯夷的，要让给伯夷。伯夷觉得父命不可违，于是逃走。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。后来两人去投奔西伯昌，到了那里，西伯昌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武王正准备进兵去讨伐殷纣。伯夷、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：“父亲死了不葬，就发动战争，能说是孝顺吗？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，能说是仁义吗？”。结果差点让武王身边的武士结果了性命。等到武王灭商建周，伯夷、叔齐认为很耻辱，于是“不食周粟”，隐居首阳山靠野菜充饥。饿得不行时，作歌唱道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於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后来饿死了。
司马迁写道：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……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司马迁引孔子的两句话都出自《论语》。前一句的意思是：伯夷和叔齐不把以往的仇恨（对殷纣暴虐的激愤）放在心上，因而怨恨就少。后一句是回答子贡的话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曰，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，“怨乎？”曰，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——“求仁得仁”这一成语，就是由此而来。
司马迁说，他对伯夷的志行深感悲壮，看了他的轶诗又深感诧异。诧异什么呢？因为孔子说，伯夷、叔齐为了自己的理想虽死无怨；可是从伯夷、叔齐的轶诗来看，分明是有怨气的：“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於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 神农、虞、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，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啊？唉呀，只有死啊，命是这样的苦啊！——这到底是有怨还是没怨呢？
司马迁很给孔子面子，用了个疑问句式，表示不能肯定，可是伯夷的轶诗已说明了问题。而这个问题也曾困惑着子贡：（为了反对“以暴易暴”竟至于饿死）难道他们就没有怨恨吗？可是很遗憾，孔子为了达到让大家学习伯夷、叔齐好榜样的目的，对伯夷和叔齐的形象进行了“美化”。我们知道，“仁”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是孔子所追求的一种思想道德境界。伯夷、叔齐互让君位、不念旧恶维护殷纣的“正统”地位等等行为，在孔子看来就是“仁”，所以他把他们称为“贤人”。如果说他们心有不甘有怨气，那岂不有损他们的光辉形象？因此我斗胆揣测，孔子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”这句话，有点言不由衷，有为“英雄人物”遮羞的意思。可“英雄人物”也是人，一样有七情六欲才真实。子贡对老师这句话什么反应，我们无从知道了，但是我们从司马迁笔下看到了疑问——“怨邪非邪？”
对圣人的话进行非议自然不大恭敬，可是从“求仁得仁”这句成语用法的演变上，又不能不说，孔子的言不由衷，的确造成了一种不良影响。求仁得仁，本义是求仁德便得到仁德，比喻理想得以实现。后来用于适如其愿之意。而在用于适如其愿之意时，不少便含有了贬义，有一种“达到了目标，但心中有苦说不出”的意味。这后一种用法，不就是伯夷、叔齐当时尴尬处境的写照吗？更有甚者，有人把 “求仁得仁”和佛家的“报应”、道家的“天道好还”与老百姓说的“活该”相提并论，归于同义，这恐怕更是孔老夫子始料不及的吧？！
司马迁在《伯夷列传》中肯定伯夷、叔齐的“怨”，与之后在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中写屈原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”，在情感上是一脉相承的。他是要写遭到迫害的志士仁人们，对不公正待遇产生怨恨是合乎人情常理的。因为这种“怨”也在司马迁的心中郁积着。
（杨新华）
2006年3月5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