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之所以被鲁迅称为“无韵之离骚”，是因为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虽然在记史，但同时他也象屈原一样，经历坎坷遭际不平，于是在《史记》的字里行间，便像《离骚》一样寄寓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忧愤情怀。《管晏列传》就是一篇这样的传记文章。
《管晏列传》是管仲和晏婴二人的合传，其写作手法独步千古，足堪称范。二人一生开基立业，功绩甚伟，但司马迁于二人的政治生涯却用廖廖几笔即概述完毕，而侧重写了他们的轶事，而这些轶事的主题则是知人善任和知己难遇。
在管仲传记中，司马迁侧重写了“管鲍之交”，即管仲引鲍叔牙为知己的来龙去脉。
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这段话应该是管仲志意得酬时的感慨，每每读来都让人荡气回肠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管仲当初的种种作为，实在让人难以恭维。可好在鲍叔牙“知其贤”，没有简单地拿道德标签往他身上贴，而是看到了他这些行为背后“不得已”的原因，这就是“知”。这里的“知”，不仅是了解，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宽容。正是有了鲍叔牙的推举，管仲才得以辅佐桓公“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”。
鲁迅曾说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。什么是知己？我的理解就是，不仅能够了解你欣赏你，更重要的是能容忍你的缺点，宽容你的过失，不以一时一事否定你人品的人。实际生活中，我们为什么会感到知己难求呢？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，求全责备之心常存于胸、包容忍让之德却难挂怀的缘故。仅就搭伙做生意来说，如果对方在分利时，自己总是多分点，少则一次多则二次，恐怕多数人就会认为这人“不可交”了。鲍叔牙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，不仅宽容了管仲的种种在常人看来不堪的行为，而且在推荐管仲后能够甘居于管仲的位置之下，一生为他当下手而无怨言无嫉妒心。文章读到这里，读者恐怕都和当时的人感觉一样，“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”了。
不难看出，管仲的这段话，表面上看是管仲说的，但里面却倾注了司马迁的感情，表达的是司马迁自己的心声。尤其是“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”这一句，不由使我们想到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自陈甘愿腐刑受辱，并不是不识去就之分，是“不得已”的那段话来——“所以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”受辱不是自己没有羞耻之心，不是贪生怕死，而是因为心中有更高远的理想还没有实现。
与管仲的被知遇被荐举不同，晏婴传记中的两则轶事，则写的是晏婴知人和荐举别人。而且，他荐举的这两个人，都是社会的下层人士，一个是“在缧绁”中的越石父，一个是自己的仆御（车夫）。
在赎越石父这则轶事中，司马迁侧重写了越石父被救后，看到晏子对自己不以礼相待后的反应，并说出了“请绝”的原因：“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缧绁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缧绁之中。”通过越石父之言，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格尊严，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知己，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而不是身体的自由。当他在缧绁中时，那是因为没有人了解自己，可是既然晏子来救他了，说明晏子是自己的知己，可是晏子在自己被赎出后并没有拿自己当知己来对待。所以他认为，既然你也不是我的知己，那我现在和在缧绁中也没什么区别。晏子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并没有以施恩者自居，而且也不计较越石父的激烈言辞，而是马上转变态度，把越石父“延入为上客”。
知己，就应不论尊卑贵贱，人格平等，相互尊重。
接下来的故事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见识过人的仆御之妻。她从自己丈夫和晏子的神态对照中，看出了丈夫的浅薄。好在仆御也是明事理的，经老婆一点拨，及时端正了态度，由张扬变成了内敛。晏子及时发现了这一变化，“怪而问之”，于是仆御把自己改变的原因如实以告。大概晏子正是从他没有“大男子主义”，知过即改，且家有贤妻这些方面，觉得他是可用之才，所以才荐举他为大夫的。
现如今不少领导的司机，在跟着领导跑几年以后，大多也都能混个一官半职。其中，领导有几个像晏子之明、司机有几个像仆御之贤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而“深幽囹圄”，当其时，“家贫，财赂不足以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。这时，谁是司马迁的知己？谁又能理解他甘受腐刑的苦衷呢？他的遭遇与越石父是多么相似，同是身羁缧绁。但越石父得遇了晏子，因此便有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；就连晏子的车夫也能有机会得晏子的赏识，出人头地。所以司马迁对晏子充满了崇敬和向往之情，其言称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”，良有以也。
（杨新华）
2009年4月12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