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诗赋，皆须属对。旧诗的写作与欣赏，尤其绕不开对语。
人生世上，处处依附天理。天理，即自然之理。我们的祖先最早认识的大自然就是上天下地，天经地义、天覆地载、天高地厚、天长地久、天造地设、天荒地老、天昏地暗、天翻地覆、天崩地裂、天罗地网、天南地北、天悬地隔、天诛地灭——这些词语都是人事生活的总结，也表述了人们对天地的认知。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原始哲学意识保存在《易经》中，主体意识就是天地之道，阴阳协调。万事万物，无不两两相对，相依相存。这个天理天道，反映在语言文字中，就是对语对文的广泛使用。
我们说，有问必答、上句下句、对话、对联，都是对语的具体运用。
古代汉语单音词为主，用方块汉字写出来，也是一个一个的，一音一形。而汉语的文风，却要求骈对，两个两个地组合使用，使文字的应用完全符合自然之理。怪不得自古而今，文章诗赋，都得讲究骈对。
曾经看到中巴车上的广告词：“秀美花溪，我共同爱”。 “秀美·花溪”还算可读，而“我·共同·爱”，就违背骈对规矩，殊觉别扭。
古人最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是写散文也讲究骈对。《易经》有“水流湿，火就燥。”又有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。《尚书》有“满遭损，谦受益。”又有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；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”后人就有“春可乐，秋可哀”；“斟清酒，拍青琴”；杜甫就有“车辚辚，马萧萧”。宋人编写《三字经》也多用对语：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”这只是很宽和的对语，上下句有相同的字，也无所谓平仄，取一个意思相对，字数音节整齐而已。这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对偶对仗。
在《楚辞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赋，更讲究骈对，逐步形成四六的格局，也称之为“四六文”。南北朝骈体文成了文学的正宗。它一般是用平行的两句话，两两配对，直至篇末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就很典型，“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儒下陈蕃之榻。”又“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区；童子何知，躬逢胜饯。”整体是对称的，总还免不了有半对半不对的句子。不仅词性相对，句法结构相同，还得分别“事类”，做到同类概念相对，人名对人名，颜色对颜色，数目对数目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才有格律诗的产生。唐代格律诗的大量涌现，使唐诗走向辉煌，达到极致。唐代诗人成百上千，诗圣杜甫最具代表，他的各体律诗，五绝、七绝，五律、七律，无不工整，都做到了中规中距。
格律诗的对语更显工巧，律句有严格的平仄格式，丝毫不乱。骈体文往往有同义词相对的句子，如“历观文囿，泛览辞林”，“律异班贾，体变曹王”。其中，观对览，异对变，都是同义词配对，骈文认可，而律诗称为“合掌”，为诗家之大忌。有一名人写的诗句：“回眸笑看风和浪，阔步平添寿与康。”本意是写成律句律诗，而“回眸”与“阔步”就不成对仗；和对与，同义词相对，算是“合掌”，律诗是个忌讳。
旧体诗词，大体都讲究格律对仗。初学写旧诗，还得从易到难，不妨先学写对联。对联都做不出来，就不要勉为其难了。写对联也并不难，从简到繁，一字对，二字对，三字对，再四言、五言、七言，一步一个台阶。私塾的小学生，认得字就要背诵《声律启蒙》，那就是学作对联的简易教材。私塾的蒙童把这本小册子直接叫“对偶”，可见很有实用性。
（张闻玉）
按：文中所举两两相对很“典型”的“人杰地灵，徐儒下陈蕃之榻”，其实算不上典型。其中的“徐儒”是徐穉，字孺子，为了对仗工整，王勃便将徐儒子改成了徐儒。严格说来人名是固定不变的，不可随意简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