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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诗歌的“理趣”

时间:2015-02-14 08:01:46 点击:

  核心提示:我国古代诗歌内容丰富,风格多样。在琳琅满目的诗歌画廊里,有一部分是以“理趣”见长而引人入胜的。比如苏轼著名的七绝《题西林壁》写道: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这是一...


      我国古代诗歌内容丰富,风格多样。在琳琅满目的诗歌画廊里,有一部分是以“理趣”见长而引人入胜的。比如苏轼著名的七绝《题西林壁》写道:
      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      这是一首说理诗,但是它十分生动有趣。苏轼以身处庐山为喻,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:一个人如果陷在某个具体的环境或事件之中,不能摆脱出来,那就无法全面、客观地去认识这个环境和事件的真相,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和主观性。后来,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几乎成了大家所常用的成语典故。这就是我国古代传统所说富有“理趣”的诗作。
      “理趣”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。包恢在《答曾子华论诗》一文中说:“古人于诗不苟作,不多作。而或一诗之出,必极天下之至精,状理则理趣浑然,状事则事情昭然,状物则物态宛然。”(《敝帚稿略》卷二)包恢认为凡“状理”好的诗,必能做到“理趣浑然”。“理趣”,顾名思义,是要说理而有趣。这个问题的提出,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。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“以文为诗”的影响,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,比较侧重于说理。明代的李梦阳就说过“宋人主理”(《缶音集序》)的话。然而,过分强调说理,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、乏味,产生概念化的缺点,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,而以写一般理论文章的抽象思维方法去写诗,其结果就会象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,成为理学“语录讲义之押韵者”。那么,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,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?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,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。所谓“趣”,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,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中说:“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”其实并非否定“理”,而是强调仅仅有“理”不能算诗,诗还必须有“趣”。
      我国古代有许多文艺家都认为诗歌贵有“理趣”,而不能坠入“理障”或“理臼”。所谓“理障”和“理臼”,都是指说理诗中那些违背了艺术特殊规律、丧失了审美特性的作品而言的。明代胡应麟在《诗薮》中说:“程邵好谈理,而为理缚,理障也。”这是说程颢、程颐、邵雍这些道学家的诗歌只有干巴巴的理学说教,而缺乏美的形象。这一点清人沈德潜在《说诗晬语》中曾引用杜诗和邵雍诗作过对比分析。他说:
      杜诗:“江山如有待,花柳自无私。”“水深鱼极乐,林茂鸟知归。”“水流心不竞,云在意俱迟。”俱入理趣。邵子则云:“一阳初动处,万物未生时。”以理语成诗矣。
      杜甫所写是从具体的生活感受中所领悟出来的一些道理。他在《后游》诗中从山水胜景、花柳倩姿中体会到大自然是毫无私心的;在《秋野》诗中从水深鱼乐、林茂鸟归体会到必须有清明政治,百姓方能安居乐业;在《江亭》诗中从“水流”、“云在”认识到自然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的,懂得这一点,那么人们非分竞争的心思、飞驰的意念也都自然消失了。这些道理不是以抽象的概念、推理来表达的。可是象邵雍的诗则纯粹是讲理学教条,说明阳气初动、万物未生,必待阴阳二气之和合方能产生万物,这样的诗毫无美的形象,显然是坠入“理障”而无“理趣”之作。
      不过,宋代多数诗人,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,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“理”是应当有“趣”的。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“乐意相关禽对语,生香不断树交花”,是“形容得浩然之气”的状况的。(参见《河南程氏外书》时氏本拾遗)宋人吴子良《林下偶谈》卷四中曾举出南宋初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理学家叶适的许多诗句,指出它们都是借助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表达一定“义理”的。如《送潘德久》、《丁少明挽诗》、《题王叔范自耕园》三首诗,都是在生动的形象之中寓以某种“义理”,这比抽象的说理,不仅可使读者容易理解,也能体会得更深切。但是,宋诗中脍炙人口、理趣盎然的作品还不是这样一些近乎理学图解式的诗歌。而是象我们前面所举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之类的作品。也就是说,真正以“理趣”而为大家所喜爱又有高度艺术水平的,是那些善于通过具体、形象的描写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的诗歌。如苏轼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:
      人生到处知何似?应似飞鸿踏雪泥。雪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!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往日崎岖还记否?路长人困蹇驴嘶。
      这是苏轼给他弟弟苏辙的一首诗,写的是诗人回忆当年与弟弟进京应举时路过渑池县,借宿寺庙内,在寺壁题诗的往事。诗中前四句以雪泥鸿爪为喻,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:由于世途坎坷,沧海桑田,变幻多故,早年的经历、理想、抱负,有如雪泥鸿爪,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。这样的诗乍一读来并不觉得是说理,但是仔细体会一下,就会感到其中寓有很深刻的道理。
      在宋诗中,有一些完全是写景诗或抒情诗,但其中往往也含有说理的成分,并且由于其寓理深刻又具有理趣,所以成为全诗的“警策”之语。比如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一诗写道:
      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萧鼓追随春社近,衣冠简朴古风存。从今若许闲乘月,拄杖无时夜叩门。
      从全诗来说,这是一首游记般的描写农村风光的诗歌。可是其中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两句,既是实景描绘,却又包含着很深刻的道理。由于这两句诗的深刻的哲理内容,使这首诗也被传诵千古了。又比如苏轼的《惠崇春江晓景》写道:
      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萎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      从描写春景来说,此诗亦无特别出色之处。然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一句,则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很普通的客观真理:由于鸭子喜欢游水觅食,故而能最先体会到春天的来临,水温的上升。它告诉我们:只有经常和某种事物相接触,也最熟悉它的人,才能最敏锐地发现它的任何细微的变化。正是“理趣”使苏轼、陆游的这些诗中名句得到了家喻户晓的广泛传播。
      诗歌的“理趣”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,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。有“理趣”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“以理语入诗”。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“理语”,问题是要看这种“理语”在全诗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。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地统一,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,那么,这种“理语”不仅可以“入诗”,往往还是十分必要、不可缺少的。比如杜甫的名篇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就有不少议论说理的内容。比如:
      生逢尧舜君,不忍便永诀。当今廊庙具,构厦岂云缺。葵藿向太阳,物性固难夺。……彤庭所分帛,本自寒女出。鞭挞其夫家,聚敛贡城阙。圣人筐篚恩,实欲邦国活。臣如忽至理,君岂弃此物?
      这些虽都是比较抽象的议论、说理,但是我们读起来毫无概念化的感觉,反而觉得它非常真实、亲切地展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崇高心灵世界。它是和全诗的整体形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,是创造杜甫这个诗人自我形象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。
      注重“理趣”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,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三云:“或云:‘诗无理语。’予谓不然。《大雅》:‘于缉熙敬止’;‘不闻亦式,不谏亦入’:何尝非理语?何等古妙?”《大雅》中这两句都是歌颂、赞美周文王的。上句见于《文王》,颂扬他奋发前进;下句见于《思齐》,说文王能虚心听取臣民意见,采纳谏言。在六朝有不少诗人以老庄玄学哲理入诗。玄言诗坠入“理障”,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,但象陶渊明、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,也常在诗中表现“玄旨”,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。清人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:“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。钟嵘《诗品》称‘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,皆平典似道德论’,此由乏理趣耳,夫岂尚理之过哉!”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。比如谢灵运的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末尾四句全写“玄理”:“虑淡物自轻,意惬理无违。寄言摄生客,试用此道推。”但这是诗人从对傍晚的山水风光中感受和体会到的,它和“林壑敛暝色,云霞收夕霏,芰荷迭映蔚,蒲稗相因依”这样优美、秀丽的景色描写,不可分割地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正如沈德潜在《古诗源》中评谢灵运《从游京口北固应诏》一诗时所说:“理语入诗,而不觉其腐,全在骨高。”所谓“腐”,即指坠入“理障”,而“骨高”正指有“理趣”。又如陶诗《饮酒》第十七首写道:
      幽兰生前庭,含薰待清风;清风脱然至,见别萧艾中。行行失故路,任道或能通。觉悟当念还,鸟尽废良弓。
      此诗后半亦纯是说理,然亦不入“理障”,而有“理趣”。陶渊明讲的是应当急流勇退,脱离黑暗官场,隐居田园的道理。它使前四句形象描写的寓意更加鲜明,并且深化了。所以王夫之在《古诗评选》中称赞这首诗是“真理真诗”,“说理诗必如此,乃不愧作者”。
      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,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,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禅理。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,而切忌堆砌禅语。沈德潜在《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钞序》一文中说:“诗贵有禅理禅趣,不贵有禅语。王右丞诗:‘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’,‘松风吹解苇,山月照弹琴’;韦苏州诗:‘经声在深竹,高斋空掩扉’,‘水性自云静,石中本无声,如何两相激,雷转空山惊’;柳仪曹诗:‘寒月上东岭,泠泠疏竹根’,‘山花落幽户,中有忘机客’;皆能悟入上乘。”他所举的王维、韦应物、柳宗元等的诗例,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,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之中的。既有禅宗哲理,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,是两者的融合统一。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,如王维的《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》中写的“欲问义心义,遥知空对空。山河天眼里,世界法身中”之类,就根本不同了。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,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。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,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“文以载道”,更有所发展。所有这一切,显然对宋诗中“理趣”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宋诗中的“理趣”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“理趣”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

 (张少康)
 

编辑:披月望云 来源:剪报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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