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凡喜剧大体分两种：一是讽刺喜剧，即鲁迅先生说的“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”的那种；一是幽默喜剧，就是我们要说的《编辑部的故事》这种。电视系列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（以下简称《编》剧），确实能把人逗乐。下面把构成该剧喜剧因素主要的两方面——情节和语言的特色，分别加以分析和归纳。
《编》剧在情节上产生喜剧效果，主要靠以下手段：
一是由误会引起，造成故事情节的阴差阳错。《人间指南》的编辑，人人都有热心肠，不傻不呆，用余德利的话说“一个个都跟‘蓝精灵’似的”，可就这，有时也背不住好心办傻事。比如：为解决萝卜丰收问题，搜寻巧做萝卜菜的“水淹七军”菜谱，得到的却是治痱子外用的秘方；牛大姐调解人家的夫妻矛盾，却被当成了“第三者”；李冬宝和戈玲替“秦香莲”鸣不平，结果“秦香莲”不领情，反要他们为“陈世美”平反等等，都是用事与愿违的结果，将编辑们置于尴尬境地而成为笑料的。有的情节则是编辑们判断有误，把虚假当真实，煞有介事，神经兮兮，从而产生出滑稽意味。如把费丽丽当成“人工智能机器人”；听信行星要撞地球的谣言，而方寸大乱；余德利得知父母分床，便力劝父母不要离婚等，都象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一样，越较真，越令人发噱。
二是用夸张手法，把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，或者是人本身的弱点，或是某些人身上的劣性，在“显微镜”下放大，造成故事情节的离奇，用“丑”东西的洋相博得一哂。如作家著文揭露吃喝风，而自己竟靠吃喝渔利；编辑部要争到这篇文章，也靠吃喝来拉拢（《吃不消》）；小保姆不知天高地厚，竟然反仆为主（《小保姆》）；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林先生，寻找眼下有黑痣的儿子狗玉子，结果有一群准备“以痣创汇”的假狗玉子要求认爹（《寻子记》）等等，都是用情节的荒谬背理，让人在开怀一笑中，理解其背后的内涵。
构成《编》剧喜剧因素更为突出的另一方面是“侃”。人物对话既推动着剧情发展，又常常是让人捧腹，或忍俊不禁的诱因。这些“闪光”语言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
一是巧用生活中有特定含义的语汇或诗词典故，显示出睿智和幽默。比如在《飞来的星星》一集里，戈玲相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，想成全冬宝的一往情深时说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这人就在咱编辑部”，就是从辛弃疾的词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化用而来，既诙谐又合辙。诸如此类的，象“群儒我都舌战过，何况你一个小作家”；象李冬宝对戈玲说的“在你身上，我已经多少年壮志未酬了”；象调侃大吃大喝现象的“革命就是请客吃饭”等等。一般来说，这类语言“文化味儿”重点，比较“雅”，耐咀嚼，观众在欣赏时，需充分调动自己的联想思维。
另一类则是开玩笑、斗嘴、挖苦人、拿人开涮或自嘲时的俏皮话。比如在《人工智能人》一集里，李冬宝跟戈玲探讨能否造出“什么都跟真人一样的机器人”，戈玲想借题拿冬宝寻开心，二人的对话就很耐寻味——戈玲：“敢情到时候你坐我对面，我还得先看你是人不是人？！”冬宝一本正经：“拿心上人开玩笑，这可不好，容易伤感情！”“是啊，要不我拿你比呢。”得，戈玲还不买账。再比如牛大姐劝余德利他们三个年轻人，在编辑部里应该放尊重些，别成天嘻嘻哈哈的。戈玲不服：“你管得也忒宽了，以后我们管您叫妈得了，妈！……”这类语言多属插科打诨、逗闷子，“贫”一点，但有的，也称得上隽永。
还有一些语言，既风趣又能显示出人物的身份个性。比如余德利是个信奉“钱不是万能的，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”，为了刊物，老想“渔翁得利”的主，他对“糖衣炮弹”持这种态度：“我这人最不怕的，就是这‘糖衣炮弹’——我把‘糖’剥开吃了；‘炮弹’呀，我给他发回去！”牛大姐处处讲原则，满嘴官腔套话，对丈夫也是这味儿：“这一阵儿我比较忙，对你抓得有点松，好几天没有汇报了，说说，又碰见谁了？”老刘一辈子俭朴，老舍不得吃，当厨师王师傅在屋里踱步时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王师傅，你别在我旁边溜达吧，你身上有股油锅味儿，我闻着肚子咕咕直叫。”
另外，《编》剧里面有的人名也很讲究。象状告《人间指南》的何必，关系路子很野的冯托，劣质冰箱广告客户莫仁远（谐音“没人缘”），说行星要撞地球的贾玉炎（假预言），还有余德利（我得利），都颇值得玩味。
当然，构成《编》剧喜剧因素的还有，象演员“内热外冷”的表演等等，这里就不作探讨了。通过以上分析，可以看出：《编辑部的故事》开辟了喜剧创作的一条新路，它跳出了以往平庸喜剧“闹”的模式，也没有象某些喜剧片那样，配上导演一厢情愿的笑声。可以说，它是一部以情节作骨架，以语言为血肉的富有哲理性的幽默喜剧。它在喜剧因素处理方面的成功经验，值得我们的喜剧编导们深长思之和借鉴。
（杨新华）
作于1992年2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