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·出处】
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
——《周易·革》节选
【译文·故事】
商朝对夏朝的替代、周朝对商朝的替代都是顺应天命、合乎民心的。
夏桀是夏朝第16位君主，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。他继承王位后，觉得宫室过于简陋，就下令在洛阳建造一座倾宫。这座倾宫历经7年才完工，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，劳民伤财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
夏桀贪恋女色，后宫美女众多，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妹喜，对妹喜言听计从。妹喜听烦了音乐，想听撕裂布帛的声音，桀便向老百姓征集大量布帛，全堆在倾宫，令人撕帛来博得妹喜的笑声。
夏桀喜欢说自己好话的人，讨厌耿直规劝他的人。大臣关龙逄看到夏桀胡作非为，便劝他关心老百性的疾苦。夏桀根本就听不进去，最后还把关龙逄杀了。从此，忠臣都远离夏桀，而奸臣则成群地围着夏桀转。夏朝的政治变得日益腐败。
正当夏朝走下坡路的时候，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势力强大起来。商部落的首领商汤看到夏桀遭到众多老百姓的怨恨，便利用老百性这种心态，积极地准备消灭夏朝。
夏桀听说商汤带兵来了，赶快调动从属夏朝的韦国、昆吾国、顾国3个小国的军队来与强大的商汤军队对抗。商汤对夏桀的对策了如指掌，他先派兵灭亡了韦国和顾国，又将昆吾国打败，大军向夏朝的中心挺进。夏桀亲自带兵与商汤交战，夏、商两军决战于鸣条，历史上将这一战称为“鸣条之战”。由于夏军不听桀的指挥，有的投降，有的逃散。夏桀败走，最终被流放于南巢（今安徽巢县西南）而死。这也就是有名的“汤放桀”。夏王朝从此灭亡，商王朝建立。
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是帝辛，本名受德，后世称商纣王，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
帝辛继位后，重视农桑，社会生产力发展，国力强盛。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，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，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。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，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沿海。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，保卫了商朝的安全。
帝辛在位后期，居功自傲，他耗费巨资修建宫殿别墅，苑圃台榭，宠爱美女妲己；终日歌舞，听靡靡之乐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称他“大聚乐戏于沙丘，以酒为池，县肉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”。意思是他在沙丘这个地方聚众游乐，用池子来盛酒，把肉悬挂起来就像树林一样，让男人女人在里面裸身奔逐为戏，饮酒作乐。这就是“酒池肉林”典故的出处。用来代指荒淫腐化、极端奢侈的生活，或形容酒肉极多。他重用奸臣，迫害正直的大臣，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。他运用“炮烙之刑”残害百姓。残暴的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，导致众叛亲离。
这个时候，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，首领周武王姬发正在积极策划灭商。他继承父亲文王遗志，重用姜尚等人，使国力增强。当商的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，国内军事力量空虚之时，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联合各个部落，率领兵车300辆，虎贲（卫军）3000人，士卒4.5万人，进军到距离商纣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（今河南淇县西南），举行了誓师大会，列数纣王罪状，鼓励军队同纣王决战。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“武王伐纣”。商军在阵前纷纷倒戈，引导周军入商都。历史上称这一战为“牧野之战”。商纣王逃到鹿台自焚。商朝灭亡，周朝建立。
鸣条之战的“汤放桀”灭夏和牧野之战的“武王伐纣”灭商，这两次朝代更替就是所谓的“汤武革命”。
【释义·点评】
《周易·革》说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这是“革命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“革”的本义是指皮革，制兽皮去毛而为革，因此又有了变更的新义。夏、商、西周三代，都相信他们是由“天命”而立国。因此，先秦三代之际“革命”的本义就是“殷革夏命，周革殷命”的王朝兴替，新兴的王朝变革了上天对旧王朝的任命，简言之，“革命”就是变革天命。
“汤武革命”对后世的礼法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、文化、道德、宗教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形成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如“汤武革命”中的鸣条之战、牧野之战，对春秋战国儒家的“仁者爱人”、“仁政”、“民贵君轻”等思想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事实依据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：
齐宣王问曰：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有诸?”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曰：“臣弑其君可乎?”
曰：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，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
我们可以看出，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，他的发问，自始至终带着些许的疑惑与惊恐：商汤流放夏桀，武王讨伐纣王，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如果是被容许的，那我的王位不是就没有保障了吗？孟子因而提醒他：一个国君如果戕贼仁义，那就和一介匹夫没什么两样了，“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”。这里就表明了儒家“民贵君轻”的思想，也表明儒家倡导维护君君臣臣的社会等级关系并不是无原则的。
“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”这一思想，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变革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，成了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合理性的依据。
1895年10月，兴中会发动了广州乙未起义，这次起义因事泄失败。孙中山与陈少白、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，船过日本神户时，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，内有一则新闻：《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》。孙中山便对陈少白说：“‘革命’二字出于易经‘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’一语，日人称吾党为‘革命党’，其义甚佳，吾党以后称‘革命党’可也。”
（杨新华 译评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