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说的过去在生产队时候的事。看地，并不是用眼睛看着地，而是看护地里的庄稼。那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，地里的庄稼还没有完全成熟，就经常会有被割、被挖、被摘的事发生，所以几乎所有的庄稼都需要看护，就这，仍然断不了有被“偷”的情况。
看地这事儿，轻省，不用费力气，是个“美差”。一般来说，看麦子是时间最短的，往往是看收割以后还没来得及拉到麦场上的在地里横躺着的麦个子，时间也就是一晚上。当然，如果第二天在别的地块割下，还是没有全部拉完，仍然需要看，但人员并不固定，都是白天收工时，队长临时指派几个小伙子。晚上到地里也就是睡睡觉，第二天该干啥干啥，计工分时多加一个工就是了，有点象现在城市单位里的值班。那时候，我把看麦子当作一件很浪漫的事，吃罢晚饭，用根棍子或铁锨把儿挑起一床被子，往肩上一扛便出发了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扑入鼻孔的是表杆热乎乎的那种气息，满天的星斗闪闪烁烁，这样的情景，是平时晚上呆在家里看不到的，心里不由就有一种新鲜和感动。也常常便想起《艳阳天》里，男女主人公走在麦田里的情景来，那女的被男主人公身上的青春气息所陶醉，竟心神迷离。每当想起那情景，自己有时竟也心猿意马起来，幻想着这时要是身边也有个大闺女该多好。到了地里，有时会几个人聊会儿天，说点荤故事或荤笑话。等都有点乏了的时候，各自开始掂麦个子在四个地边和地角上垒“床”，然后把被子向上面一铺，铺半面盖半面。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想一些刚才谈的人和事，有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，然后叹一口气，就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那时候，我还看过绿豆，看过玉米、看过芝麻、看过花生、看过棉花，看护时间最长的庄稼要属红薯了。当红薯在地下长到有鸡蛋大小的时候，队里就开始派人看护了，刨完红薯还要看着地，然后队里再用犁把地翻一遍，后面跟着人，捡掉落在地下的红薯。再等到把地丈量着分到各户，大家用铁锨一锨一锨地翻过，捡掉队里翻地时落下的红薯，这看红薯的庵子才会撤。
看红薯的庵子一般是用谷草或秫桔搭成的，横截面是一个三角形，象瓦房的屋顶，不过两面却很陡，因为秋天雨水多，至少下中雨不会漏才行，陡一些，就会减少雨水的下渗。看红薯一般是两个人，派着谁就是谁了，很固定，队里就不再派别的活了。白天倒着班，一人半天，当班的人见到接班的人，才能回去吃饭，晚上则是两个人一起。有一年，有个叫李占中的和一个叫秦元子的搭伙计看红薯，那李占中晚上有点事，就让孩子代他去替班。那孩子才十三四岁，庵子里用的是吊在横梁上的煤油灯，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，那煤油灯窜起的火苗子引燃了庵子上的秫桔叶子，整个庵子也便着起来了。正是晚上十来点钟光景，多数人家还没有睡，就听得村外大声哭喊着：“元子！着火了！呜呜……着火了！元子！呜呜……”他也不知道喊“救火”，只是那两句翻来覆去的，不过那声音的恐怖，还是能让人听得心惊肉跳。其实庵子里能有什么呀？两床破被褥罢了。不过自那以后，队里便给看红薯的人配上了手电筒，没人再在庵子里点煤油灯了。
我和秦臭小也看过一季红薯。臭小当时有四十多岁，家里三个儿子两个闺女，虽说有两个儿子开始挣工分了，可常话说“半大小子吃干老子”，他们正是饭量大的时候，指望队里分的那点粮食哪够吃啊？所以每年分了麦子，都要跑到三十里地开外的邻县，去用麦子兑换成红薯干，以少换多，反正为填饱肚子呗。晚上和臭小睡在庵子里，他看我年轻，也常拿一些荤话开逗。夜里出去小解，他常常一边尿一边怒声地喊：“谁呀？！啊？！他妈了个╳的！”起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他：“有人吗？”他进来后说：“甭管有人没人，喊一喊，就能把他吓跑了。”
队里开始刨红薯了，中午收工时，看着一行行的红薯晾在地面上，着实让人高兴。那天我去替臭小的班，大老远的就看见他正在失急慌忙地往筐里拾红薯，然后倒在了自家自留地的白菜垅里。看见了我，他脸上好大的不自在，转而说：“你看着点人，我也给你弄一筐，晚上弄家去。”那一会儿，我的心狂跳不止，又不敢拒绝，怕他误会，只好望着风。我从来没觉得时间竟如此漫长，连空气都象凝固了一样。吃晚饭时，我给父亲说了这事，父亲说：“咱不要那红薯，可这事对谁都不能说。”后来，臭小也没再提那筐红薯的事。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却明显对我客气了，反倒让我觉得很不自在。从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握有别人的隐私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
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家家户户再不用为肚子发愁而去偷偷摸一把、挠一把的了，看地也便成了历史。后来读到管仲的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一语，便立刻引起了共鸣，深感古言不我欺也。
（杨新华）
2003年1月5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