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伯去世那一年，我已经从家里出来了，学校放假回去后才知道。
说起来，怪伯并不是我本家，他的岁数比我父亲大，所以我平时叫他大伯。而称“怪”，不过是我临时根据他的脾气加上的，他原本有自己的名字叫李康水，乡亲们则称他为水子。我跟怪伯真正的接触，是在生产队里耠了十来天的棉花沟子，我在前边牵着牛，他在后边扶着耠子。那时候虽然已经知道了他的种种传说，但他给我的印象，是一个亲切而又带点孩子气的人。那时候，他不称我的名字，常常叫“孩儿”：“孩儿，咱再弄两遭吧？”“孩儿，咱歇歇吧？”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嘴里不断地吐气吸气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那样子就是一个老小孩儿。
有关怪伯的种种轶事，都是听乡亲们当笑料说的，其中不无添油加醋的成份。
怪伯早年当过国民党兵，传说他开小差回来，半夜拍着门叫：“妈！妈！”把他娘吓得浑身哆嗦，以为又遇着土匪了，颤着声道：“俺是穷人家，哪有马呀？”他仍撇着京腔道：“妈，我是你儿子回来了！”后来他跟着他父亲到荞麦地里干活，指着荞麦问他爹：“红梗梗，绿叶叶，开白花，结三棱——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他爹抡圆了巴掌就朝他头上打去，这时他急忙喊：“快来人呀！荞麦地里打死人了！”
后来怪伯娶了一大户人家的丑闺女，怪伯不给人家一点权利，连买个针头线脑的钱，都得向他张嘴，跟着怪伯也吃了不少的苦。说是有一次在麦场上干活，老婆去解了个手，女人嘛，难免有点不伶不俐的事，工夫长了一点。回来以后，怪伯有点恼火：“尿泡尿也这么罗索，不是‘唰唰唰’而是‘刺刺刺’，这要在部队，得军法从事！”
还有一故事，我觉得演义的成份就更多了一些，说的是怪伯如何精打细算的。两口子有了儿子以后，怪伯当然高兴，可对老婆仍然是严格要求。下雨天让老婆推磨，腰里是磨杆子，背上背着孩子，手里缠着棒子（织土布上机前的一道工序），脚下还踩着豆角。编这故事的我觉得也不简单，这等于是让一个人同时干了四项活计。可实际上，可操作性却要大打折扣，尤其是脚下踩着豆角再去推磨，脚下发滑，根本使不上劲。更不用说是一个女人， 背着孩子，手还助不上力了。
孩子长到六七岁时，这一年夜里下了一场大雪，家家户户都到房顶上扫雪。大早起他就叫：“立平（儿子的名字）！立平！快起来！”他老婆不知道怎么回事：“一大早，你让孩子多睡会儿吧，乍呼啥呢？”“不行！让他起来扫雪！”孩子刚爬上房顶，他又叫：“下去！下去！”他老婆更是摸不着头脑：“这刚上来，你咋又让他下去哩？”“只要锻炼锻炼就行！”当时乡亲们对他的行为有点不理解，现在看来，这倒是一种非常前卫的教育理念，即挫折教育。
还有一种行为让乡亲们不能理解的，是怪伯爱干净。据说，他睡觉时怕脏了被褥，常常用一个布单先将自己裹住，然后再将被子盖上。可他睡觉时，外人怎么会看得见呢？
以上有关怪伯种种怪癖的传说，不过是耳食之言。而留给我较深印象的是，当不少农家都有了排子车的时候，怪伯仍然推着一架木制的独轮车。无论是生产队分秫结、分茬子、分红薯，都能看到怪伯推着独轮车，有时上面还坐着他老婆，“吱吱呀呀”地左右掉着屁股，行走在乡村小路上的身影。现在想来，那确是一道很独特的风景。
（杨新华）
2002年12月8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