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教过我的老师想想总也有几十个。有不少老师很有特点，他们在课堂上言谈举止的一些细枝末节常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而我的启蒙老师实在算不上最有特点的，但每当想起，她的音容笑貌都如在眼前。我想，这也许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老师，而孩提时代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又特别强的缘故吧。
她叫王兰淑，三十来岁的样子，中等身材，长方脸，皮肤有点黑——虽然在室内工作，可看上去，她的肤色倒像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。她留着向后梳的齐肩直发，两鬓各有一个小发卡把乱发拢住。她不是那种好打扮的人，而且他的装束也尽量与普通的农家妇女接近，可她的干净利落，还是能让人看出她与农家妇女的不同来。
当我由姐姐领着，扛着父亲临时给我拼装起来的新凳子，在学校院子里见到王老师的时候，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算稍稍平静了些。她脸上的笑，让我觉得亲切，她摸我头顶的动作，就像母亲一样让我有了安全感。
听说我们的学校原先是一个寺院，我们的教室就是原来的“大雄宝殿”，这也是寺里唯一留存的建筑，牌匾早已没有了，因为它座北面南，那时学校里的人都叫它“北大殿”，以区别于别的普通教室。北大殿除了地上有几根柱子显得有点碍事外，倒是很宽敞，所以里面安排了两个班级，另一个是四年级，王老师同时是这两个年级的班主任。大殿的东西面墙上各有一块用水泥抹制的、刷上锅底灰的黑板，两个年级的学生背对背坐着，中间有着两三米宽的空地。王老师在这面讲一节课，然后留一节课的作业，下一节课再到那面去讲。
我特别喜欢听王老师领读的声音，语文课上，她把一些生字写在黑板上，然后开始领读，我们随后跟着念：太——（太）！太阳的太——（太阳的太）；月——（月）！月亮的月——（月亮的月）……。那清亮的女性嗓音，悦耳动听，每次朗读，我们这帮孩子总是精神振奋，读得十分带劲儿。有时王老师在领读几遍以后，会把领读的“权利”交给我，这对虚荣心十分强烈的孩子来说，简直是莫大的荣幸，而不少孩子为此除了对我羡慕，还纷纷向我示好。王老师对学生作业的要求首先是整洁，我记得她常会拿着我写的语文作业本，向同学们展示说：我们写字就跟种菜一样，不要密密麻麻粘在一块，要像他写的这样，横着看、竖着看、斜着看都是行，都很整齐。应该说，是王老师的鼓励，让我有了学习的兴趣和自信。
印象中，王老师对我几乎没有批评，总是一幅和蔼可亲的样子。但对一些调皮捣蛋或成绩不好的学生，她也有其严厉的一面。刚入学的时候，我们还穿着开裆裤呢，有的孩子自制能力差，课间贪玩，等上了课内急，又不敢告诉王老师，常有尿裤子的事儿。如果瞒不住，被其他孩子“举报”了，王老师就会“揪”起他，让他岔开腿站到前面的炉子上去，这时总会引起孩子们开心的笑声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有一次，一个孩子竟然从自己的身体里拽出一条蛔虫，扔到了凳子下面，于是整个北大殿笑声、惊叫声、起哄声乱成了一锅粥。王老师更是显得怒不可遏，她“揪”起那个孩子的时候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一直到门外才听她吼道：“找两根棍子来！快给我夹出去！”王老师揪人的方法比较特别，她是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先捏住对方的耳唇，然后再一转腕子，用中指端住对方的腮帮子，我们称其为“端灯”。有一次，我们背后四年级有个叫二臭的学生，不知什么原因惹王老师生气了，王老师去端他“灯”的时候，他居然叫道：“唉哟，老师你小点劲儿，我耳朵冻了！”惹得两个年级的学生哄堂大笑，连王老师也“卟哧”一下笑出了声，并松开了手。“我耳朵冻了”曾被奉为“经典”，在学校盛传一时。“文革”开始，王老师挨批斗了，有人鼓动二臭去揭发王老师，可是他没有。后来有人还看见他偷偷去给王老师送过家里树上结的苹果。
王老师常帮一些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垫付学费和书费，我记得我曾为家里拿不起两元钱的学费，哭着喊着躺在地上不起来。后来，母亲领着我到学校找王老师说情，王老师当时就表示说“不要紧”，并为我垫付了2元钱。为此，母亲便让我和姐姐把家里刚摘的南瓜去给王老师送两个。我们不好意思，晚上只是悄悄地把南瓜搁在了王老师的窗台上，就回来了。
王老师的丈夫是干什么的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他的婆家离我们村有二十来里地呢。王老师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是寄养在我们村老康家里带着。我记得那时她到老康家去，或从老康家到学校去，如果正赶上吃饭的时候，每经过一个“饭场”，街两旁的乡亲们都会齐齐地端着碗站起来和她打招呼：“王老师，吃了没？在这儿吃点吧？”王老师也总是同他们一一地点头寒暄。走过去以后，乡亲们还常常要评价两句：“王老师这人儿可不赖，挺‘豁啦’（豁朗、没有架子的意思）。”
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，王老师就调走了，算来她教了我有两年多时间。有人说她调到县上去了，也有人说她回原籍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，一直存着去找找王老师看望看望她的念头，却终没有成行。她也许早已忘记还有我这么个学生了，可是在我心里是永不会忘记她这个启蒙老师的。
王老师，保重！
（杨新华）
2002年9月8日
